《周小波没有》万州公交坠江父亲上了公交失联名单儿子坚持工作87小时

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:父亲在坠江公交车上 儿子含泪救援

11月1日上午九点多,周小波到达殡仪馆,看到了父亲周大观的遗体。

四天前的10月28日,重庆万州一辆22路公交车在长江二桥自南向北行驶过程中,突然中心实线,与对向一辆红色轿车发生碰撞,冲上人行道,撞断护栏,坠入长江。据警方初步统计,除司机外,公交车上有14名乘客,76岁的周大观就是这十四分之一。

周小波是一名特殊的遇难者家属,得知父亲有很大的遇难后,作为万州蓝天救援队副队长的他,在救援现场坚持了87个小时,直到11月1日凌晨。睡了两三个小时后,又启程去殡仪馆。

在他的设想里,父亲的皮肤也许会被破裂的车窗割开,留下的伤口。他带了一身寿衣过去,想亲自替父亲换上。到达殡仪馆时,他发现父亲的衣服换好了,妆也化好了,身上并无伤口,只是面部有几处难以遮盖的血斑,“脸上也没有什么痛苦的表情”。

周小波敬香、烧纸钱,按规矩放了鞭炮,就算做了最后的告别。

10月31日23时28分,坠江公交车被打捞出水。(图/新华社)

10月28日早晨,周小波起得比父亲早一些。这天虽是周末,他仍然要外出完成万州区第五届运动会的相关。这次预计历时72天、参赛人数达历届之最的运动会,是周小波今年7月“上挂”到万州区教委后参与的一项非常的工作。

他计划在七点四十分出门,先前往青少年羽毛球赛的现场,再去参加十点开始的足球赛竞赛委员会会议。临出门时,周小波和刚刚睡醒的父亲打了声招呼。在得知他的行程后,父亲提出搭车顺路去看菊花展。

由于起床有些迟,父亲主动不做早饭,免得耽误儿子的工作。周小波拿出两袋速食粉,素来的父亲觉得“喝那个太贵”,便自己冲了两袋麦芽精。168公分的周大观匆匆换上儿子不久前买来的黑色夹克,和他一同出了门。

从两人居住的枇杷坪东路到菊花展所在地,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。周小波中途接上一位朋友,然后把车停靠在西山公园的钟楼附近,和下车的父亲道别。

瘦瘦的父亲面带笑容地嘱咐他好好工作、注意行车安全。周小波没有想到,这会是和父亲永远的离别。

两个小时后,在竞委会会场的周小波不断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,挂断,手机屏幕又再度亮起。他感到异样,按下接听键,听筒里传来姐姐急促而慌张的声音,说父亲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,而且不久前一辆自南向北行驶的22路公交车从长江二桥坠落,沉入长江。

不安在周小波的心中涌起。他非常,父亲看完菊花展有很大可能搭乘这条线路返回。

22路公交是环江线路,从西山公园附近的“体育馆”站,到父亲家附近的“二桥北桥头”站,搭乘外环(顺时针)要比内环(逆时针)近得多。但搭乘外环上下车都要过马路,且途中经过首末站鞍子坝广场站,需要下车换乘,“虽然老年卡的费用是政府承担,但他也不愿意多花一次钱”,因此父亲会选择搭乘内环,“还能看看长江沿途的风光”。

周小波心急如焚,立刻驱车赶向父亲家,途中接到救援队的通知。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,不祥的预感了——父亲没有回来。

他来不及细想,三下两下换上救援队服,向二桥奔去。在已经被管制的桥面上,他一路,一路拨打父亲的电话,始终无人接听。直到到达公交车坠桥处,望向桥下四十余米处的滚滚江水,他心里咯噔一下。

周小波准备前往公交车坠江处,协助水下机器人。(图/万州蓝天救援队)

坚守在救援现场的87个小时里,周小波没有看到父亲的任何痕迹。

起初,只有队长骆明文知道周小波的父亲很可能在失事公交车上。由于周小波看到自己父亲的遗体会失控,骆明文想安排他在岸上负责后勤工作,不想派他到一线。

周小波却表现出强烈的意愿,希望一线救援。一方面,他想更多地发挥自己救援队员的作用;另一方面,他认为有奇迹,在一线可以获知,他说:“就算早点看到遗体也是好事,比起(遗体)被冲远了、找不到了,还算好一点。”

他抱着一丝,嘱咐姐姐等在父亲家,便开着冲锋舟驶向公交车坠江处,寻找江面上是否有幸存的乘客。之后,又和队友一同队内的声呐设备,试图划定失事公交车的位置。

冲锋舟所转的圆圈一点点扩大,却始终一无所获。在北岸的父亲家,姐姐等了三个小时,同样没有收获。

不久后,周小波接到通知,警方通过查证父亲的老年卡使用,已经确认他就是那辆失事的22路公交车的乘客之一。下午五点左右,他又接到配合DNA信息的通知。

周小波的最后一丝被击碎了,但他努力自己,不把绝望的情绪流露出来,“没办法,我不能倒下。”队员虽然从细微的表情中看到了异样,也不知道安慰他。

有队友担心他吃不下饭,又坚持救援,会体力不支。他说:“我之前还可能减肥不吃饭,但这几天我一定要吃饭。”在更多的救援力量到达后,周小波从冲锋舟换到了一艘稍大的海事船上,协助水下机器人,以确定失事公交车在江内的位置。

深夜,救援队收队后,周小波的身份变成了月色下独自父亲消息的儿子。他想尽办法“躲开队友”,才敢偷偷抹几下眼泪。

他在长江南岸的救援现场度过了三个近乎无眠的夜晚。队友睡觉时,他站在岸边发呆。晚上的江水比白天,救援船都停了,只有吊臂还在不停,灯光闪烁,周小波看着吊臂,期待的发生。

他想到今年夏天和父亲在江边喝过一次茶,平日父亲比较,舍不得10元一人的茶水费,那天父亲正好口渴,喝了好几杯,一晚上没睡着觉。

有时,他一遍遍拨打父亲的电话,反复听着那句“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”;有时,他会设想父亲搭乘的是外环线路,就不会经过长江二桥,也不会随着公交车下落四十余米,又沉入68米深的江水下。熬不住了,他迷迷糊糊在救援队的车里打个盹,睡上二三十分钟。

10月28日打捞起2具遗体后,10月30日,救援队终于又陆续打捞起坠江公交车附近的7具遗体。他每次都会想,这个人会不会是自己的父亲,但又无法得到答案。

他清楚地记得,28日那天父亲穿了一件新买的黑色夹克,戴着自己送的价值两三千元的黑色机械表。父亲不会直接把钥匙链拴在裤带上,而是会“再加一道”,用一道绳子穿过钥匙扣,再绑到腰间。他告诉警方,这是辨认父亲身份的最明显。

协助整理遗物的一位队友告诉他,认出了他父亲的那块黑色机械表,旁边写着编号“7”。现在,遗物仍留在警方取证。

他不确定父亲被打捞起来的具体,也没有看到父亲的遗体被运送出去。曾有队友看到他呆呆地对着灵车的方向,队友认为人的反应是冲上去辨认,“而他只是远远地目送”。事实上,他很想凑近看看是不是父亲,但他选择规则。

直到11月1日凌晨两点,蓝天救援队逐渐救援现场,他和父亲在同一片区域里“共处”了八十多个小时,轨迹却始终没有相交。

救援前线指挥队员在处理信息。(图/万州蓝天救援队)

退休前,父亲担任教师四十余年,尽心,“数学语文音乐体育都教”,每到中午,还把住得远的学生带回家里,为他们热好饭菜。过年时,也常常为学生家写春联。退休后,父亲在周小波当时任教的汶罗小学义务起绿化工作,为花草树木修剪出漂亮的造型,“就喜欢把这些做得美美的”。学校想借着春节的由头给他包个红包,他也坚持不收。

父亲对周小波管教严格,小时候他和伙伴到河里游水,被父亲打了一顿,长大后父亲也时常他,不许打牌、抽烟。在这种管教下,周小波长成了如今的模样。

“一直不求回报”的周大观在得知儿子加入蓝天救援队时非常开心,第二年春节,他专门为此事和周小波“干了一杯”。有队友回忆,周大观时常不经意地走到蓝天救援队的队部门前,同他们聊几句天。他有时会提起当上副队长的周小波,嘴上唠叨着儿子越来越忙,脸上却洋溢着自豪的神色。

虽然支持周小波的救援,父亲仍会格外他的安危。去年九寨沟地震救援的第一天,周小波和队友在深入震中的途中与其他队友失去,余震袭来,落石滚滚,直到一天后,手机才恢复通信。那时他发现,涌进手机最多的消息不是来自妻子和孩子,而是来自父母。

他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孝子。今年春节,他的母亲患癌离世,离世前的最后一两个月,他每天陪着母亲入睡:“她走的时候都是我抱着的。” 母亲离世后,周小波担心父亲独居,若出现突发情况时无人照料,因此几乎每晚都到枇杷坪东路的父亲家过夜。工作不繁忙时,他偶尔会陪着父亲到江畔的音乐广场看音乐喷泉。

可惜,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不到一年。“自己还没来得及向父亲尽孝……”周小波沉默了两三秒,双手捂住脸,哭了。

周小波说,“不管是四十岁还是五十岁,只要有父母在,自己始终还是小孩子。” 父母走后,他不得不彻彻底底地“长大”。他担心儿子一时无法接受,在冲锋舟上几次接到电话,都只说了些善意的谎言,告诉儿子爷爷还在外面玩,没有回家。去殡仪馆前,他担心姐姐承受不住,提出“自己过去就好”,后来姐姐回复他,自己也一定要去见父亲最后。

11月1日凌晨两点从救援现场撤离后,他第一次回到了和父亲一起居住的地方。整理完救援队需要的数据时,已经四点,时隔四天,他终于有了些许睡意,但仍然走不出那个漩涡:“就差那么半站,我怎么能想得通?”

那辆22路内环车本应载着父亲两次跨越长江,从北岸经五桥到南岸,再从二桥折返。如果,从坠桥处继续前行不到一千米,下了二桥,就是父亲准备下车的站台。

姐姐嘱咐他,睡觉时也要开着灯,这样父亲才能找到回家的路。那盏灯亮了一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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